林昌彝生于清嘉庆八年，其父高汉，本来是一儒生，后来远赴大西洋经商。林昌彝小时候家境清贫，但其母吴氏家教甚严，每日亲自督课。林昌彝在母亲的教导下读书，4岁读《三字经》，11岁抄“六经”。当时家族里的人普遍认为读书无堪大用，逼吴氏让林昌彝去大西洋做生意赚钱。但吴氏坚决不答应，甚至以跳井抗争。如此，林昌彝才得以继续求学。
    幼年时的林昌彝的成绩便已崭露头角，17岁县试、府试均名列前茅。20岁时，有幸得到鳌峰书院山长陈寿祺的赏识，拜入门下，走上以汉学治经的道路。据说，陈寿祺家中藏书有八万余卷之多，而林昌彝用了七年时间，读了个通透，“遍阅佳者，作为提要”。林昌彝曾说：“余之知做人者，先母吴太安人之所铸也；余之知读书者，陈恭甫（正是指陈寿祺）师之所铸也。”

行万里路
    林昌彝的满腹经纶在其年轻时，就已传遍当地。连他的座师都曾说：“近日海内传经，鲜有如芗溪（林昌彝）之精且博也。”不过，让这位才子尴尬的是，林昌彝八次进京参加会试，都失败了。不过对于林昌彝来说，这也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每次会试后，他都趁归途之际，游遍大江南北，黄河上下，还到了北方燕、赵地区。渐渐地，林昌彝越来越喜欢上“行万里路”，他三登泰山，两上岱岳，历史上险要之地如井陉、潼关、赤壁等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同时他也寻遍那些著名风景区洞庭湖、太湖、苏杭等地。可以说这段际遇，拓展了林昌彝的视野，激发了他的豪情，打破了他狭隘的科举观念。于是林昌彝以诗为歌，“意气平生溢九州，云山万里快孤游”（摘自其《感事留别》），写下了如《登泰山观日亭》、《岱岳吟》、《潼关行》、《武夷山大隐屏》等许多赞美祖国山河壮丽的诗歌。在游历的过程中，林昌彝也结交了许多经世实用的学者，如魏源、朱琦等。渐渐地，林昌彝不在纠结于科举，他认识到八股文所涉及过于片面，感叹道：“科举之法，以八股制艺取士，皆不足据……此人才所以日下也。”

揣报国心
    林昌彝中举的那一年，正是林则徐奉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实行禁烟之时。当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林昌彝等爱国之士无不拍手称快。他痛恨英国人大量输入鸦片，“英人以鸦片流毒之物，赚去中国财宝，此天怒人怨，为天理所不容，人情所共愤。”“福州之地，即以金为山，以银为海，亦不足供逆夷所欲，况地瘠而民贫者乎？”林昌彝坚决主张抗英，认为：“洋烟流毒，中国元气已伤。救之法有二：一则绝通商，一则开海禁。绝通商，非主战不可；主和则苟安于目前，若此，则伊于胡底矣。”林昌彝与林则徐相遇后，两人意气相投，来往密切。林则徐的女儿普晴和女婿沈葆桢还成了林昌彝的学生。
    不久，英国侵略者不甘失败，让舰队陆续开抵广东海面，想逼迫清庭就范。这时，林昌彝写信给林则徐，献《平夷十六策》和《破逆志》(4卷)。两书均已失传，可据林则徐回信中提及此事称：“其间规划周祥，可称尽善，此百战百胜之长策，与弟意极合。弟在粤中时，五围夷鬼，三夺夷船，其两次夷船退出外港，不敢对阵，皆此法也。”认为这是“真救世之书，为有用之作”。
    林则徐等爱国之士，空有破敌之策，却说服气不了被“吓破了胆”的清王朝。林则徐被“请辞”，所用之人皆是贪生怕死、畏战偷安的主和派。主和派主和未成，鸦片战争爆发，国内数地相继失守，道光帝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其中福州就被辟为通商口岸。林昌彝对此痛恨无比，视为举国大耻。他猛烈抨击主和派：“英逆之变，主和议者是何居心。余尝见(南京)和约内容，不觉发为之指。”
    当时林昌彝家中正好有一书屋面对鸟石山积翠寺，该寺被英国人所占据。林昌彝“目击心伤，思操强弓毒矢以射之，因绘《射鹰驱狼图》以见志，并名所居之楼为‘射鹰楼’。” 所谓饥鹰和恶狼指的就是英国侵略者。他又在楼头上写了一副对联：“楼对乌山，半兽蹄鸟迹；图披虎旅，操毒矢强弓。”当时的林昌彝无奈本身条件所限，恨不得弃笔从军，参加抗英战争。江西一位才子陈偕灿见《射鹰驱狼图》后曾写到：“林生四十负奇气，读书万卷才沉雄。请缨早蕴终军志，投笔常思定远功……”

评爱国诗
    林昌彝无法投军报国，便潜心在家，闭门写书。他绘制了《射鹰图》手卷，同时写下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著作——《射鹰楼诗话》。这本书强烈表现出林昌彝爱国反侵略的愿望。前两卷集中采录了反映鸦片战争的诗篇，通过表彰作者及其作品，激励反帝爱国精神，兼及抗御入侵、抵制鸦片贩毒及商品倾销的方略。
    书中评论所及以清代诗人为多，不下200人左右，尤详于嘉庆、道光两朝作者。其中对当时进步诗人如魏源、林则徐、张际亮、朱琦、张维屏等给予了较多的篇幅，被收录的作者，除生平简介外，还追溯诗作源流，品评风格成就。但林昌彝并不局限于当代的名人的作品，其中不少作者不见史传，诗集不见刻本，但均被细心的林昌彝收录。除此之外，林昌彝还四处搜集各家表彰烈士的诗，对于纪念鸦片战争中壮烈牺牲的爱国英雄，如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金门把总林志等英雄的诗，均有收录。
    林昌彝的《射鹰楼诗话》论诗重格、意、趣，反对无病呻吟和堆砌词藻。他通过选录、品评作品和检讨前人诗论，表达了作者的论诗主张。他论诗注重“命意”、“寄托”，强调“处处皆有作诗之人在”，提出诗“本于性情”。他肯定严羽诗有别材、别趣之说。但反对严羽“诗非关学”、“诗非关理”的提法，而赞许“诗篇虽小伎，其源本经史。必也万卷储，始足供驱使”。这实际反映了当时“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的诗歌倾向，为后来被“同光体”诗派所推崇。

 

后记
    林昌彝除了是个诗评家外，其他诸子百家之学，均有猎涉，对天文、地理、植物学、医学、数学和工艺方面，有着较深的造诣。他的科学论述都见于他的另一巨著《砚桂绪录》中。在书中，他反驳史书上“两日重出”的荒诞记载，认为那是太阳通过云层，被另一浓厚黑云遮着日光返透所致。在医学方面他举了不少经验单方和治愈实例，书中甚至还记述着个别能工巧匠的技能，如福清人魏五，能以木制鸽子、孔雀、画眉等，以机械置其中，能动能飞……可惜这位学问广博的爱国学者，一生终被封建制度所累，满怀报国之志却无法效力祖国，晚年又复清贫，以授徒为生。(■ 本报记者 曾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