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向晖(1919年4月—2005年9月),原名熊彙荃,安徽凤阳人,生于山东掖县(今莱州)。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2月,他以清华大学在读学生身份,在长沙加入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参加胡宗南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从事党的推进国共合作抗战的工作。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清华、北大、南开等大学于1937年11月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即后来的西南联大)复课,回校上课的部分进步学生与湖南当地的一些社会青年组成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1938年1月,胡宗南在武汉接见了服务团,希望从中挑选一批青年才俊,加以培养,为己所用。胡宗南手执服务团名册亲自担任“主考官”。当胡宗南点到熊向晖的名字时,他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站起来答“有”,却是坐而不立,只举起右手,说声“我就是”。胡宗南连续问了几个问题,熊向晖铿锵有力的回答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当晚,胡宗南邀请他进行“个别谈话”。原来,胡宗南对他印象深刻,经过“个别谈话”和调查了解,胡宗南更加肯定了自己的判断:熊向晖是个“栋梁之材”。1938年5月,胡宗南将熊向晖送到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前身为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学习。1939年3月,学习期满后,熊向晖被胡宗南调到身边,成为他的亲信助手——侍从副官、机要秘书。胡宗南知道,在清华大学期间,出身官宦的“富家子弟”熊向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担任过学生抗日团体的负责人。但他不知道,他看中的这位“少年英俊”,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面试”后不久,熊向晖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找到汉口的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接见并代表因事外出的周恩来与他详谈。原来,中共中央吸取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血的教训,未雨绸缪,布置一批立场坚定、精明干练而有应变能力的青年党员隐蔽身份,到国民党内部,帮助、推动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假如国民党又像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那般破坏第二次国共合作,他们就要起到保卫党的作用。用周恩来的话说,这是一些“闲棋冷子”。而熊向晖,正是周恩来在胡宗南部布下的一枚“闲棋冷子”。
周恩来十分熟悉胡宗南,认为他是蒋介石的重要亲信,又在西安统率重兵,直接面对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希望胡宗南能够坚定抗日。听说长沙组织去胡宗南部的服务团,周恩来立即指示清华大学地下党负责人蒋南翔,推荐一位秘密党员,报名参加。蒋南翔推荐了熊向晖,在充分了解熊向晖的具体情况后,周恩来认为他很合适。熊向晖的发展很顺利,也很快取得胡宗南的信任。从此,熊向晖开始了他非同寻常的地下生涯。
董必武把周恩来的意见,详细告诉了熊向晖。第一,不要急于找党。与党再次取得联系前,绝不要离开胡宗南部队,而应围绕着特殊任务,甘于做“闲棋冷子”。第二,隐蔽党员身份。要准备参加国民党,相机推动胡宗南继续抗日,但不要急于求成,要忍耐、有韧性。要像天津萝卜,白皮红心。第三,在国民党里,对人可以略骄,宁亢勿卑,卑就被人轻视,难以有所作为。要同流而不合污,敢于和善于随机应变。最后,董必武语重心长地对熊向晖说:“恩来说,谈一次,要管几年。你有了好的开端,但你去的地方可能变成龙潭虎穴。恩来和我送你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自此,熊向晖隐蔽起身份,在胡宗南身边静静地潜伏着,认真地工作着。直到1941年夏天,王石坚从延安来到西安长住,开始专职联系熊向晖。胡宗南已追随蒋介石进行反共,作为周恩来两年半前下的“闲棋”、布的“冷子”,熊向晖此时已不闲不冷,他的“特殊任务”随之明确:掌握情报。
熊向晖担任胡宗南机要秘书后,很受胡宗南器重。他对胡宗南交办的几件重要事情,都办得非常利落,让胡宗南很是满意。胡宗南对他由欣赏渐渐转变为完全的信任:“懂军事又懂政治”。除了处理文电和日常事务,熊向晖还有一项被胡宗南认为别人替代不了的工作——为他起草讲话稿。胡宗南经常到他主办的军政院校和所属部队作“精神讲话”,熊向晖深谙胡宗南的脾性,起草的稿子短而精,“激情和说理兼有”,最合他的口味。
熊向晖也在认真履行着自己的任务——观察胡宗南,了解国民党抗战情势。胡宗南在全民族抗战初期积极主张抗日,没有将过多的精力放在打压共产党上面。熊向晖这枚“闲棋”就一直“闲”着。
1943年,蒋介石置全国抗日大局于不顾,企图借共产国际解散之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2月,蒋介石亲自审定《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密令时任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胡宗南:部队“于现地掩蔽,作攻势防御”,俟机“转取攻势”时,“先迅速收复囊形地带(指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进而“收复陕北地区”。胡宗南开始按此计划部署兵力。5月下旬,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蒋介石认为时机成熟,密令胡宗南:“借共产国际解散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限6月底完成部署,行动绝对保密。”
胡宗南6月18日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下定了进攻决心。6月底,蒋介石令胡宗南抽调其下属第34集团军的两个军攻占囊形地带。为免过早暴露,胡宗南密令各参战部队先派出少量先遣人员,大部队在发起进攻之前两天,再开到指定的前进位置。胡宗南完成布置后,于7月2日正式确定进攻日期:7月9日。对此,熊向晖立即设法将情况告知王石坚,再由王石坚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秘密电台迅速报告延安。7月3日,毛泽东看到了这个情报。
之前,中共中央注意到国民党搞反共摩擦的目标,主要集中在山东、华中、江南根据地,中共中央的政策是“相忍为国”,不刺激国民党,不在报纸上宣传。中共中央没有估计到蒋介石会在陕北发动一次大规模军事进攻,而且目的就是要攻占延安,消灭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当时,八路军大部被调往抗日战场,留守延安的部队只有一个359旅,双方兵力对比悬殊。当中共中央收到熊向晖送来的情报时,感到十分震惊。
怎么办?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党中央、毛泽东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制止内战爆发。党中央拟定一个类似“空城计”的作战方案:一方面,破例引用情报,正面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日、挑起内战的罪行;另一方面,迅速从其他地区抽调兵力,保卫延安。
7月4日,胡宗南收到朱德的明电:“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7月6日,董必武按照中共中央指示,把朱德总司令致蒋介石和胡宗南的电报,全文送交美、英、苏等国驻华大使馆,同时分发给驻重庆的中外新闻记者,把消息完全捅出去,在国内外揭露蒋介石假抗日、真内战的阴谋。
一番公开揭露,国民党的阴谋胎死腹中。7月7日,蒋介石电复胡宗南,同意罢兵。一场箭在弦上的内战危机终于化解,蒋介石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被粉碎。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次情报工作的重大作用:“你们所得情报完全正确,帮助中央甚大。”后来,毛泽东提到熊向晖时评价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是谁泄的密
身处隐蔽战线的地下党员,常被称为“与魔鬼打交道的人”,稍有不慎,便会因暴露而遭遇危险,甚至牺牲生命。熊向晖身处“龙潭虎穴”12年,绝非一直风平浪静,他遇到过多次怀疑与危险,但每次都凭借着他的机智与胆识化险为夷。
1943年传递“闪击延安”的情报后,7月4日,朱德就明电胡宗南。看到这份电报内容,熊向晖当时就心里一惊,因为电报直接引用了他送出去的情报资料,这一举动十分罕见。当熊向晖把朱德的电报送给胡宗南时,胡宗南看了两遍,又让熊向晖念了一遍,胡宗南不禁说道:“这一手,厉害!”然后皱着眉头问熊向晖:“是谁泄的密?”
熊向晖早有思想准备,不改常态地答道:“应该查明是谁泄密。从朱德的电报看,‘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可能由于‘弹粮运输’有所暴露。但共产国际解散,委座(指蒋介石)不许公开评论。‘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是委座亲自掌握的绝密行动,胡先生只让西安有关人员和参战部队师长以上将领知道,绝不会‘道路纷传’,一定有人泄密,透露给共产党。也许有共产党间谍混进来,不查清楚,不好向委座交代。”
胡宗南问:“你看怎么查?”熊向晖说:“请胡先生指定专人,将西安和参战部队知道这一机密的人,包括我在内,列出名单,秘密审查。表面上若无其事,不要打草惊蛇,免得泄密的人畏罪逃跑。但从现在起,就不要让涉嫌的人参与机密,特别不要让他们知道这一仗到底打不打,防止再泄露给共产党。”
胡宗南要熊向晖把特务头子刘大军找来,熊向晖退出,他们两人合计起来。当晚,胡宗南召集参谋长等有关人员开会,照常让熊向晖出席。熊向晖知道,胡宗南虽然没有怀疑到他,但他的处境依然危险。
蒋介石7月7日电复胡宗南同意罢兵时,明确一个条件:要查明有无“泄密”“通匪”的事。胡宗南当即采用熊向晖建议的办法,布置特务头子刘大军进行秘密审查。
不久,刘大军向胡宗南报告:“通匪”事还在查,“泄密”事有两件:(1)6月12日,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张涤非召集9人开会,通过文件,要中共随共产国际解散而“解散”;(2)7月6日,中央社自西安发出电讯说,西安文化团体开会,致电毛泽东,叫他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解散中共”“取消边区割据”。胡宗南大骂张涤非、中央社是混蛋。事后,刘大军经胡宗南批准,将两个“匪谍”嫌疑犯送西安劳动营关押。至此,熊向晖有惊无险,没有被怀疑。
历史证明,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心以“大泄一次密”为代价,揭露蒋介石、胡宗南进攻边区的阴谋,制止他们的军事进攻,保卫边区、保卫延安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1947年1月,熊向晖和湛筱华在南京结婚,蒋经国是证婚人。婚礼过后,两位新人开始蜜月旅行。经胡宗南同意,熊向晖原计划1月底赴美留学,因船票不好买,只能一拖再拖。3月1日,两人正在杭州游玩,熊向晖被一个自称国民党保密局(前身为军统)的人叫住,他起初担心是身份已经暴露,思索该如何应对。当天,他跟随那人返回南京,直至第二天一早见到胡宗南,他才放下心来。原来,胡宗南接到蒋介石密令,将有重大行动,为了找到熊向晖,胡宗南动用保密局派人找他。胡宗南当即命令熊向晖延期3个月赴美,回他身边工作。
胡宗南告诉熊向晖:“前天总裁急电召我来南京,说美、苏、英、法四国在莫斯科开会,届时将讨论中国问题。总裁当机立断,命令我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并选在四国外长会议的第一天,即3月10日发起攻击。”说完,胡宗南给了熊向晖一个文件包,让他根据包里文件内容画一幅草图,中午交给他参阅,并叮嘱他锁好房门,不许任何人进去。熊向晖打开文件包,看到两份绝密文件:一是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二是陕北共产党的军队兵力配置情况。不用说,熊向晖照抄不误。
当晚,熊向晖细阅抄件后将方案牢记在心,然后将抄件焚毁。3月3日上午,熊向晖随胡宗南和参谋长盛文乘专机回到西安。当天晚上,熊向晖将情报送到王石坚家中,并详细告知胡宗南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以及胡宗南将密切注意新华社及延安广播电台播发的有关陕北战事的消息和评论等有关情况。通过地下室里的秘密无线电台,王石坚将这份绝密情报发到延安。此时,为了保密,胡宗南决定待部队集结完毕后,再下达作战命令,他的军长、师长们还蒙在鼓里。
3月7日,熊向晖又找到王石坚,告诉他蒋介石新的密电内容:进攻日期推迟3天,原因是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尚未撤离,但仍命令胡宗南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迅速夺取延安,歼灭陕北共产党主力。3月8日晚上,胡宗南带着熊向晖等少数随从,秘密离开西安,辗转来到洛川。在洛川中心小学,与先期到达的几名“前进指挥所”高官会面。
不久,新的情况出现。南京国民党保密局带来美国最新侦测无线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和操作人员,经过连日侦测,初步判定出中共中央的首脑机关所在位置。熊向晖意识到,这是极其重要的动态,有必要迅速报告党中央。
又是一个紧要关头,又是一个危急时刻。熊向晖决定违反常例、冒险行事,他将情报用信函的形式白纸黑字写出来,封入信封,上面写上王石坚的代名,另写一封信给王石坚的朋友——“研究书店”经理潘裕然,请他对附信勿拆,速交王石坚,然后一并装进印有“战区第一司令部长官专用”的信封里,最后写上潘裕然经理亲收。熊向晖深知其中的风险,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有可能掉脑袋,但这是他当时能采取的唯一办法。
源源不断的情报送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北野战军取得三战三捷,沉重打击了胡宗南的嚣张气焰。在收到熊向晖关于国民党保密局使用无线电侦听技术侦察测中共机关方位的情报后,党中央下令电台静默3天,并通知各野战军在作战前的部署期间以及在作战中,不用无线电传达,改用小电台拍至大电台代转,以便防范敌人。
有了熊向晖等人情报工作的保障,虽然兵力相差悬殊,党中央和西北野战军总能一次次在敌人眼皮底下安然无恙,还能寻找机会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胡宗南的部队陷入了被动,非但没能“给共军以毁灭性打击”,自己的部队反倒损失惨重。正应了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留给胡宗南的一张纸条上的预言:“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
周恩来说:熊向晖“又一次保卫了党中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周恩来见到熊向晖,对他说:“在我们党的情报工作中,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可以说是‘前三杰’;你们三人(指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可以说是‘后三杰’,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都为保卫党中央作了贡献。
1949年4月,留学美国的熊向晖按照中共中央转来的口头指示,辗转纽约、旧金山,搭乘客轮来到香港与党组织接上了头,随后经天津抵达北平。7月间的一天,他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高兴地说:终于在胜利以后见面了。
1949年11月5日,熊向晖接到周恩来的一份请柬,请他11月6日中午12点半,到中南海勤政殿参加午宴。第二天中午,熊向晖来到中南海。他一看,来的客人是张治中、邵力子、刘斐,都是原国民党当局的和谈代表,彼此并不陌生。张治中见到熊向晖,就问:“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大家入座后,周恩来说:“今天我向大家公开一个秘密。”他指指熊向晖:“他是1936年入党的共产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客人们这才恍然大悟。曾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刘斐,直接参与了制定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及陕北战役的方案,他连说:“真想不到!难怪胡宗南打败仗。”
周恩来接着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先看到了。”张治中不禁感慨道:“我早知道蒋介石在军事上、政治上都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才知道,在情报工作上,他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蒋介石的特务如狼似虎,胡作非为,花天酒地,哪有像熊老弟这样的人?”
周恩来郑重地说道:“我们是依靠政治,不搞下流手段,同国民党的特务工作有本质不同。”“今天借这个机会向大家说清楚,我们派熊向晖到胡宗南那里,是要他帮助胡宗南抗日,不是要他搞情报。当时我们诚心诚意想同国民党合作抗日,中共中央还决定不在国民党机关、部队里建立党组织。可是蒋介石硬是要反共,我们不能不自卫,我们就交给他自卫的任务。”
周恩来又指了指熊向晖,说道:“今天向你们公开这个秘密,还有一层意思:以后要他在外交方面做些事情,你们是熟人,先给你们打个招呼,免得误会。”
从此,昔日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先后出使英国、墨西哥,参与调查“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等重大历史事件,开启了他大放异彩的外交生涯。